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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門 ｜ 專訪分享—— #地下電影

導演黃驥：「我們覺得電影要不就是稍微誇張一點的舞台方式，要不就是無限地接近現實的真實，而我們不太想要中間的感覺，且我們還不想美化它，不想處理成回憶。」

「『石門』是身體上穴道， 跟女性的生育有關。我認為，一個孩子來到世上，就跟推開一扇門的感覺很像。」——金馬獎最佳劇情片，《石門》導演黃驥

去年，以李安為首的評審團，將第 60 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頒給了石門，評審團認為《石門》表面是從女性身體出發，但進一步擴展出社會與時代，人物刻畫相當立體，深度與廣度兼具，同時也是最多評審喜歡的作品。

確實，倘若從黃驥、大塚龍治交出的「女性三部曲」來看，不僅是《石門》，從 2012 年的首部劇情長片《雞蛋和石頭》、2017 年的《笨鳥》，再到前年問世的《石門》，就能發現，女性的生理／身體／生命經驗的交織，成為了一種游移的狀態，與環境的網絡關係進行多層次的互動。

女孩、青少女、成年女性；農村、小鎮、大城市，隨著姚紅貴（林森）生理的轉變、年紀的增長，物理空間的發散與變化，與人際狀態的開闊是顯而易見的，當然，就能看見黃驥、大塚龍治試圖從「地方」走向更為開闊的「社會」，敘事也趨於複雜。

中國農村、城鎮十年的建設過程（甚至是幽微陰暗樣貌），存在於黃驥、大塚龍治的「女性三部曲」，而他們關注、關心的是身在其中的弱勢女性——之於個體的影響。

這樣的「女性三部曲」是屬於作者的，不只是黃驥選擇從個人的生命經驗出發，幾乎是一種私電影，也在於黃驥、大塚龍治是有意識的將自身創作排除在電影工業之外，堅持以低限、小團隊的手工方式製作電影——拍攝《笨鳥》的時候，黃驥在現場甚至一邊背著女兒，一邊進行錄音。

這種做法，就幾乎將兩位雙導演的意識最大化，會有《雞蛋和石頭》，是黃驥在處理過去人生所經歷的性侵犯問題，而黃驥自己就是萬千「留守兒童」的其中一位女性。但同時，黃驥、大塚龍治也希望避免電影之中只有「自己」。

其中，當然就會涉及所謂的代言問題，因此我這樣問了黃驥。

「你提到自己是留守兒童群體中的一份子，那要如何避免用個人的經驗去代言整個群體？你們的田調肯定訪問了很多和你有相同經驗的人，要如何做到個人和群體經驗的平衡？」

「如果是我一個人，肯定很難做到，但是有他（大塚龍治）在嘛（笑）」，黃驥先是這樣說。

接著，黃驥說：「拍《雞蛋和石頭》，有去拜訪擁有性侵經歷的女孩，那個女孩和電影裡的紅貴一樣，一句話都不說，特別沈默。我們也去採訪了專門負責性侵犯的心理醫生，他們提供我們一些這個群體中具有共性的東西。」

大塚龍治則說：「到了《笨鳥》，我們找了更多的人，大概有一百多位高中生，問她們第一次的性經驗（當然是黃驥去問），發現大部分人都是不愉快的。所以，我們不會只選擇將一個人的故事放進電影，而是收集這麼多的情況之後，綜合地把大家對性的共享經驗放進去，片中就有很多人的共同經歷。」

從私我到群體，黃驥和大塚龍治小心翼翼地在尋找，尋找一種女性普遍的生理／生命經驗，而這對於兩位導演極其重要——因為，他們認為電影的普世價值，在未來也能夠、也應該要體現。

「每次拍電影，會優先考慮未來，雖然我們拍的是當下，但是設定什麽樣的主人公，什麽樣的女性，我肯定會思考在幾十年或是一百年以後，這個女性是怎麽樣的，未來的人還會關注這個女性嗎？還是已經忘記了？這個三部曲要能獲得女性的同感，一百年以後的人也會有相似的感受。因此，我認為，如果我們的電影一百年以後，觀眾完全沒有感受，就沒有價值了」，大塚龍治這樣說

縱看《雞蛋和石頭》、《笨鳥》、《石門》組成的女性三部曲，都有種當下的共時性，這也與黃驥、大塚龍治的想法有關。

黃驥說：「回憶是可以美化的，這是一種本能，會對回憶進行篩選，去突出和強調某些部分，而我不想美化我的經歷，我覺得那時候的我，就是很笨地應對身邊發生的事。」

至於大塚龍治從日本遷移至中國，為的就是想看中國在北京奧運之後的發展，「國家最熱鬧的時候，很多東西都會被蓋住，在熱鬧過後，那些真實的部分才會顯現出來」。

當時的日本，是未來的中國。

大塚龍治說：「我想跟著一個國家十年的過程，去看它會經歷怎麼的變化。我一直在思考製作三部電影和透過十年的時間去看發展之間的關係。」

當下的發展，拒絕美化回憶，是《雞蛋和石頭》、《笨鳥》、《石門》都有的特性。尤其黃驥認為，「處理『回憶』和處理『想像』的方法是很像的」，因此，這位不同國籍、性別的雙導演伴侶組合，試圖透過自身的電影，去無限逼近於真實。

「順著這個脈絡來看，是不是跟你們對紀錄片的喜愛也有關？在劇情片中也淌流著紀錄之眼」，我問。

「對，而且真實也是剛才大塚聊到的，過去和未來一直都有的東西」，黃驥答道。

大塚龍治則說：「這個真實是沒有答案的，真實是觀眾自己感受之後才有的一個答案。比如，我在電影裡面想要表現的東西，只是我個人認為的真實，雖然觀眾可能會明白導演的真實，但是有可能不是觀眾自己的真實。」

對於《雞蛋和石頭》、《笨鳥》、《石門》，黃驥總結：「我們覺得電影要不就是稍微誇張一點的舞台方式，要不就是無限地接近現實的真實，而我們不太想要中間的感覺，且我們還不想美化它，不想處理成回憶。」

上述簡單疏理此次專訪黃驥、大塚龍治的重點，其實是遠遠不夠的。上週一，我和一名電影研究者「陳好康」前往與黃驥、大塚龍治聊他們的創作，一聊，就是近三小時。

「陳好康」設計的訪綱精準，提問直擊核心，其中除了談女性、農村、城市，深入「女性三部曲」的血肉之外，也談黃驥、大塚龍治「手工電影」的製作方法。

當然，在《雞蛋和石頭》、《笨鳥》、《石門》之後，兩名導演的第四部長片《水釘鄉》也正在籌劃，而這次，黃驥、大塚龍治則有意識地要進入電影產業當中，嘗試突破「已經到天花板」的手工電影工法，去激盪另一種創作方法。

對此，我們都深入地去談了。

也由於「陳好康」整理完的文字量非常龐大，上篇文章約 9000 字；下篇文章則約 1 萬 5000 字，除了將我們近三小時的訪問內容完整呈現之外，也帶著「陳好康」自身對於「女性三部曲」的評析，私認為非常精彩，也能有自信的說，這應該是理解黃驥、大塚龍治非常完整的文章。

兩篇專訪文章題名如下，而連結在放至留言處，金馬獎最佳劇情片《石門》，今日上映。

專訪《石門》導演黃驥、大塚龍治（上）：我們在找的，是一種女性普遍的生理／生命經驗
專訪《石門》導演黃驥、大塚龍治（下）：用手工電影的方式，製作我們的「女性三部曲」